《如果回头，会看见什么？》
在一座没有钟表的城市，昼夜交替是一件详细严肃的事。
不会经过中间的钟摆，有人问我是否存在这样的钟，我说，当然有，在老科纳的钟表店你就能看到。那个钟表是老科纳在1989年一个冬天的夜晚里做的，他说，这只表是死亡的象征，因为它有着和冬天同样的属性。他总是说，任何故事的开头都不应该从冬季开始。
“那样的故事我是不会去读的，我想读没有冬天的故事。”
这只表是科纳做的最后一只表，他的葬礼恰巧是那年的冬天。雨下得很大，教堂外的街道堵满了车，人们焦躁地鸣笛，排水渠的孔眼被飘落的针叶赛的满满当当，司机们打着黑伞下车，他们把鞋子和袜子留在车内，赤脚站在冰凉的路砖上，充满敌意地远眺前方的车辆。我对司机说就在这里下车吧，卡拉像是脱离了笼中的鸟儿，轻盈地钻出了狭小的出租车，冰冷的雨落在她冻得有点红的鼻尖上，她朝我挥手，说，鲸，我们得快点，不然葬礼就要迟到了。
事实上我们是第一批到的客人，葬礼上几乎没什么人，我们随同牧师念完悼词和祝福的话语，科纳的徒弟走到我面前，从怀里拿出了那块冬日之表。
那个星期五的晚上是没有星星的，我印象深刻，因为这不是一个好兆头，我经常在夜晚离开港湾，我喜欢将离开和夜晚捆在一起，夜晚行动需要精力和提前准备，这暗示了你得调整作息，而离开同样需要，它们都是日常生活里特殊的存在，危险的存在。
没有星星的时候，大海是静默的，风暴和海浪会卷走所有的回忆。我和阿利雅躺在甲板上，天空的风暴还未出生，云层像避孕套一样挡住了一切。我们的视线被无情地拒绝，无法进入。飞机是漏网之鱼，他们像针一样戳破了它。阿利雅抓住我的手，她说，她终于离开了他们，之后就昏了过去。
意大利是我的世界冒险第12站，冒险意味着危险，这也是我冒险的初衷，我需要这样的刺激，我带了少量的钱，一本护照，还有我的身份证明，以及一台卫星电话，我几乎没有带行李，我的老师克纳西斯不允许我带那些。
“那相机呢？”
“也不行，你可以带纸和笔，写下你自己的感受，但是不允许使用任何可以客观记录世界的仪器，在真实中远离真实，这是我希望你能过做到的。同时，我还希望这场冒险的真实经历只有你一个人知道。”
克纳西斯是我的写作老师，也是一个骗子，他写作，但是从来不发表，没有人知道他写了什么，包括他所有的学生，他的学生有很多，每一个都非常出名，如果把这些学生得过的文学奖项摆放在一起，那可以铺满一个足球场。
这是他所能想象到的最危险的生活。他说，没有什么比旅游更具有冒险精神的了。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从来不写，他也不会教什么写作技巧，正如一开始所说，他是一个骗子，但是这个谎言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完成的，作家们讨论着如何教导写作，如何创作真正的小说，于是他们打了个赌，通过设计这样一场冒险，来让一个无知者成为作家。
克纳西斯问我是否相信这些话。我告诉他，也许所有人都被绑在同一根十字架上。
阿利雅是我在意大利邂逅的女孩，她不是特别美，但是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缺点了，她具有一个爱人的完美自画像，她的神态，话语，抚摸的力度，还有头发的气味，是任何一个男人无法拒绝的，在教堂里，黑帮坐在台下，神父为她主持圣礼，雅各布告诉我阿利雅希望和我离开这里，我说为什么，雅各布说他也不知道，也许就像你说的，不过又是克纳西斯的谎言，作家们设计的圈套。我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真是假，我也不需要知道，重点是，那个没有星星的星期五晚上，阿利雅和我踏上了同一条船。
阿利雅和我谈论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说，她说，过去，现在，未来，如果都像赫拉克利特说的那样，只是一团永恒流转的火，而世界，我们的命运，都只是遵循其相反的逻各斯，这不是很浪漫吗？
“就像北欧神话那样，宿命，齐格飞注定要踏上拯救世界的道路。”
“可是齐格飞，就像阿克琉斯一样，都有一个弱点，也都是因为这个弱点而死。”
老科纳花了一个月写遗书，考虑了所有人，想着这是自己最后能够贡献的东西，借此来安慰自己那即将到来的死亡。
事实，没有人在意他的遗书，他把那些东西送给他认为珍视的人时，他们摆摆手，像驱赶苍蝇一样赶走了他。
那个裸体的男人尸体名为科纳·萨蒂拉，是一个样貌平庸，身材平庸，才识平庸的男人。他从事一份不轻松也不劳累的工作，有一个不美丽也不丑陋的妻子，一个不聪明也不愚笨的儿子，他的同事对他既不亲近也不疏远，从未邀请过他去他家做客，但是在节假日却会调皮地喊上他的昵称：“生活愉快，萨蒂。”他有一个情人，是一位在学习摄影的女大学生，他从来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她称他为“呆头鹅”。他还有一位朋友，这位友人每年会送他生日礼物，但是却从不告诉他自己的名字。他说：“萨蒂，名字不重要。”
萨蒂在一天被诊断出胃癌晚期，他回家，度过绝望的五个阶段，最后花了一个月写下遗书。在这期间，他身边所有人都安慰他，但是这些安慰都只是浅尝而止，或者说，对于即将死亡的他而言，只有陪他一起死，才能算得上安慰。这种罪恶的自私让他痛苦万分，于是他在遗书里试图用慷慨弥补。他把他最喜爱的那些事物（存疑）送给了他们。
结局是：他毫无希望地死去，体验了人类最绝望的死。
监狱走廊，除我踽踽独行的脚步声外，再无声迹。同样的死寂，我在凌晨四点的纽特拉也体验过。那些黑暗中凝固的男人们的脸，鼻子像疙瘩一样的守卫高傲地看着我。我细细端详了这些面孔，在其中找出了那位给我写信的人，佩奥西。
他们说我完的时候，我认为自己还有希望，我说自己完的时候，他们却鼓励我继续活下去。
这句话是死刑犯佩奥西在信里对我说的。今天依然是一个很冷的冬天，往后会越来越冷，冬季执行的死刑让人解脱。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，但是在我还没有意识到全部的崩溃之前，我想我还可以继续写下去。
佩奥西·涅尔是因为太绝望了才入狱的。他在冬季入狱，在冬季被执行死刑，没有什么比他更象征冬季的事物了。他的眼睛是漂亮的蓝色，却因为灰蒙的尘埃没有光芒。身材瘦削没有血色，但是力气大的惊人。能够空手扳断一本精装本的《罪与罚》。那本书可不薄。他入狱前，每天就因为思考太多毫无意义的事被人认为没有未来。入狱后，人们却反过来劝他，认为他还有机会获得自由，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。似乎监狱这样的环境赋予了他一种受难者和寻求救助的可怜人形象，他们无意识把他当作一个失足少年。并且给予同情和关怀。而这些，在涅尔看来，早已经是毋庸置疑的剧毒，这种不思考的，完全依赖群体判断的思维，让他恐惧焦虑。他现在在监狱的隔窗看着他们打电话的安详神态，觉得心满意足。
“我写信给你，是因为你写的那本书，那本《安娜之死》，它是本好书，但是它写的太糟了，我实在无法同意你对死亡的幻想。我本人便是一个死刑犯，我希望用我的死来帮助你完成那本著作。“
10月份，死刑犯写的信：
“我对您很失望，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无比正确，可是却没有一句可以帮助我。”
“每天怀着虔诚吃饭，睡觉，阅读，写作。”
“您不了解我的处境。如果把我们角色互换，我想，您一定说不出这样的话了。”
他的手断了之后，写作却变得容易了。一开始很难，因为只能用一只手在打字机上敲打。就好像用出墨断断续续的笔写诗一样，写作变得煎熬。可熬过一段时间后，他发现，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比以前要好。用一只手写的“狗与夫人“比用两只手写的要精彩。他不明白为什么，他猜，可能是因为变慢有好处，或者说，他以前的生活太快了。
他爱的太快，恨的太快，哭的太快，笑的太快，在他还没来得及记住的时候，生活就远远地跑开了。 一年后，他出版了一本书，名《蜗牛壳上的怀表》，故事很厚，足有900页，讲述的却仅仅是一个礼拜里发生的故事。
佩奥西已经不再写信，阿利雅留在了意大利，克那西斯没有撒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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